忙于政务，且畏惧人言，并没有堂而皇之的赴约。
至于私底下是否与元诩、元朗、元恭、元晔等人的皇后及妃嫔有过接触，不得而知。
兴许是没有的，毕竟小高王不好女色。
忙于政务并非高澄的托辞，回到洛阳的他立即前往中书省，以中书监的身份拟定政令：
规定食盐禁止私人买卖，盐商直接按市价扣除税金，直接兜售给各地官府商铺，官府商铺再继续以市价贩售给民众。
这一行为相当于产销分离，产盐的盐商不参与贩售，有官府这个大客户一口吃下，加快了资金周转。
而官府以市价代为销售，但进价已经扣除了税金，从而防范盐商逃税。
食盐也是硬通货，不愁销量。
无需担心积累大量食盐滞销的可能，大不了送来洛阳，让高澄充作军饷、官俸。
更无需担忧乡民老死不出乡这一问题，其他朝代说到底是民众贫困。
这一点在如今的东魏暂时不存在，虽然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到最高额度授田，但是日子确实过得舒适。
有了盈余之后，也会产生贸易需求。
其它朝代穷得两股叮当响，往县城跑什么。
高澄没有让商铺派人下乡兜售，在市场销售有市司、税吏等人的监管，所贩价格大体能维持市价，真要下乡售卖，谁知道能喊出什么价格来。
不必无视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纵使没时间进城，他们也会组织信得过的人统一进城购买。
他们或许缺乏长远目光，但小人物的小聪明从来不会少。
高澄考虑过是否明文推动这一行为，然后将这一类人任命为乡吏，从而使得权力下乡。
但仔细思考一番后还是放弃，暂时莫要把士族们逼迫过甚，钝刀子割肉，慢慢来。
而且这一行为带来的可能后果也值得好好思量。
高澄为了防止出现胥吏牟利的可能，在充分考虑到如今的食盐市价，特意为食盐暂时恒定了一斗20钱的价格，只做薄利多销。
主要关东、河北、淮北都有产盐地，运输成本低。
能不能定更高？当然可以，武则天时期食盐最高一斗500钱，是唐太宗时期一斗20钱的25倍。
到了开元盛世盐价降至一斗10钱，为了敛财，实行食盐专卖后，盐价立即张至一斗110钱。
唐朝中后期食盐售价也大体维持在200至300钱之间。
相比于唐朝的敛财手段，高澄那点人头税也只是人家一斗盐的价格。
这也是他必须恒定盐价的原因，市价是有波动的，谁也不知道在地方诸多势力的勾结下，胥吏们能喊出多么离谱的市价。
武则天时期一斗500钱，比高澄治下四名成年人一年的人头税还要高了20钱。
高澄关于盐务的政令一经推出，并未掀起任何反对声音，用市价扣除税额，直接兜售官府商铺，再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