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侄子的床头谈话也全围绕这个中国人展开。
培黎不禁笑道：“唉，小时候就能看出长大的样子，他果然成了不得了的人物。”
侄子十分意外：“叔叔，你认识他吗？”
“认识……英语还是我教他的呢，六七岁他就能把英文讲得很流畅。”
侄子知道叔叔在中国呆了很多年，也很受人敬仰，但如此叱咤风云的人物跟血脉亲人居然有故交，不免让这个年轻人大感雀跃。
看看眼前潦倒景象，他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金先生现在就在美国，叔叔，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有很多钱，能够帮你治病！”
培黎叹了一口气。
“我的孩子，我们施舍给人，不是要求别人的回报，而是赎我们身上的罪。我患的病，也是上帝对我的训诫，它让我的良心得到安宁。上帝会使我们不至于缺乏。”
侄子迷茫地抠抠头：“那您为什么要一直看这些报纸？”
不在乎就别看了吧。
培黎半天没有说话，他把报纸折起又打开：“这个人，如果有更清楚的照片就好了——”他戴上眼镜，仔细地而沉默地，他盯着报纸上的照片。
真奇怪，他的经历是假的，培黎想，明明那么像真的。
往事已不可追，而他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民国建立之后，培黎专心办学，他牵头创办了金陵大学农学院，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十数年来辗转于江浙、华北、东北各地，不仅围绕国内的基础生产进行调研，也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当属现今仍存世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
要知道当时正打着中原大战，军阀们哪有心情来给外国人和学生们拨款做科研？这份长达数千页的报告，是由培黎和另一位传教士回美国争取了财政部的支持，带领金陵农大的师生们踏遍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区，调研内容辐射区域水文、土地利用、作物经营等各个方面，甚至连当时人口的家庭结构和消费习惯也一一予以记录，可以说是民国年间最为详尽的一份工农经济报告。
而作成之后，它被无偿地赠予实业部，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刊印，以供各部门参考。
他生来不好自赏，所行之事，不求标榜青史，但求与人为善。因此这些经历，侄子也不是件件都知道——怀着对医药费的卑微乞求，年轻人在金总面前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他现在这么穷，是有原因的。11年南方水灾，17年黄河水灾，我叔叔都亲自去了灾区，他向政府提倡以工代赈，开垦荒地，又回美国成立华洋义赈会，当时募捐了1700万。但这些钱他连一分都没有要，最后结余剩下的，都捐给了金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