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大明的财政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
姜星火提问道：“那么减税后的第二年，如果大明依旧决定保持收支平衡，会发生什么？”
夏原吉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东西，他答道：“减税后的第二年，如果依旧决定保持收支平衡，为偿付大明国债本息，大明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文铜钱的税收。”
姜星火微微颔首，继续说道。
“面对税收在时间上的调整，纳税的百姓，如果他/她【绝对理性】，是否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
“实际上，完全可以将国家因减税而发行的价值100文铜钱的大明国债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债本息而增课税收105文铜钱的支出。”
“这样，纳税百姓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朱高煦已经开始“妈妈生的”，夏原吉眼眸却有些发亮。
“同样的道理，如果大明国债的期限为若干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大明国债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姜星火特意解释：“消费，就是花钱。”
事实上，这只是纯理论的猜测，也就是哪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提出这个理论的李嘉图自己，都并不认为上述猜测在现实中行得通，但后世的巴罗认为，理性的人们确实是如此行事的，就是政府还债的更高税赋可能部分会落到后代人身上，但人们都是关心后代的，因此还是会为后代着想而增加储蓄以应付还债，这就是基于“李嘉图等价”衍生出的所谓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根据这一定理，政府因减税措施而增发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未来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去，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公债和潜在税收的限值是相等的。这样，变化前后两种预算约束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而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
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能看出来这个理论不太对劲，人哪有考虑那么远的？
所以，“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遭到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评。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疑问之一就是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
如果写一段文献综述，那就是.莫迪利阿尼在有限期界理论中提出，人们并不关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此发债带来的减税效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托宾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限制条件过多，与现实不符；曼昆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再分配三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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