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冶铁场也有，但跟军工厂混合管理了。
另外，这100吨生熟铁，并非徐州的全部产量。定然还有为了避税，被悄悄隐藏起来的，用于本地的零散交易。
大明新朝的工商税，继承了北宋系统。
即以某年的税额为祖额（基数），再以接下来几年的实收税额，通过某种算法确定当年税额，以此确保各地的工商税稳中有升。
官员只要征足这个额度就合格，不会出现明代工商税越收越少的情况，同时也变相给了官员合理贪污的机会。
大部分官员，实收税额一般刚刚及格，剩下的工商税私自瓜分掉。
迫切往上爬的官员，实收税额往往会猛增，以此来凸显自己的政绩。这种做法非常得罪人，一是导致属下官吏能拿的钱变少了，二是可能导致当地工商税祖额提高。
如果实收税额不足，官员通常会东挪西凑给补上。
不补上也可以，必须详细说明原因，同时政绩考评要受影响。
工商税细分下来更复杂，税额甚至精确到某天，有日额、旬额、季额、年额等条目。
这种税法，朱国祥和朱铭都没想着改变，古代能做到税额稳中有升已非常了不起。官吏合理贪污，商人合理避税，也算留下了弹性空间。
徐州的宾馆已打扫出来，其余客人提前请走，只允许朱铭和随从住进去。
徐州客馆使，也就是徐州宾馆总经理，站在大门口迎接时露了脸，还跟太子爷说了两句话。这让他无比激动，顿时干得更卖力了，忙前忙后安排得无微不至。
像这种职务，明清两代一般由吏员升任。
而宋代的州级以上宾馆，总经理却多是恩荫官出身，甚至有不少新科进士来担任。
这不就解决了荫官和进士的就业问题吗？
“权可近年来怎样？”朱铭在宾馆住下，只留宇文常聊天，其余官吏都被打发走。
宇文常感慨道：“自黎州一别，臣先调去成都，整顿那里的茶马贸易。因为整顿得太好，得罪了不少人，任期不满就调去夔州，再调去淮南又辗转江西。在前朝想做事太难了，总是有人来掣肘。便是伱做好了一件事，一旦调走又恢复原样。”
“确实，”朱铭笑道，“我带兵占领成都时，那里的茶马司一塌糊涂，连战马都找不到几匹，权可在成都的治理早已付之东流。”
宇文常说：“还是吏治的问题，规矩完全被败坏了。一个好官做事，一百个昏官拆台，这天下哪里治理得好？”
朱铭叹息：“新朝的吏治也得严加整顿才行啊。”
“已经不错了，”宇文常笑着说，“徐州去年就出了个案子，连知府都被流放西北，臣才有了被调来徐州的机会。经此一事，徐州官吏收敛许多，至少没人敢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
两人叙旧一番，宇文常就告辞离开。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