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了这些观点。
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国虽大，好战必亡，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恰恰相反，是别人打上门了，掳我百姓，劫我钱财，若不再自卫反击，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国门一旦关闭，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
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
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
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
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
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
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