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