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拳头商品，譬如瓷器、丝绸等物品的供小于求。
那么就构成了将一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如同宋朝那样，进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池，成为手工工场的工人的前提条件。
而手工工场的主人，也将会从生产贸易商品中，获得巨额的利差，继而成为经济地位较高的、新的社会阶层。
姜星火同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剖析出了“手工工场主”这个新阶层的整体心态，也就是在经济上骤然暴富，又缺乏对应的庙堂地位，偏偏自恃与传统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商贾阶层还不一样。
那么没有新的引导性的文化，“手工工场主”就必然会倾向于向封建贵族的作风习惯学习。
这不单单是附庸风雅，更是新阶层企图获得社会认同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曲折的，而且还会引出第三个新的社会阶层。
“手工工场工人”。
所谓的“手工工场工人”，顾名思义，自然是刚才所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产品大量富余，且对外贸易导致手工产业劳动力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从乡村进入城池的农民。
对于这些“手工工场工人”的整体心态，姜星火则称之为“异化”。
姜星火借用了先圣的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异化”，包括了三个部分。
其一，与手工生产过程相异化。
在大明，对于进入大明城池在手工工场里从事劳作的农民来说，劳作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劳作过程也注定是极为辛苦的，丝毫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或者充实体验。
换句话说，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就是在无意义的消耗生命。
因为需要收入，他们把这些时间用于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每个人都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还要被房东和其他的收账人掠夺，最后只获得些许残余。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本身与手工生产过程是相异化的，在大明，手工生产过程与他们紧密相关，坦白地说，却又毫无关系。
其二，与手工生产的产品相异化。
在大明，这个阶层会不断地从事手工工场的生产劳作，而生产出的丝绸、棉纺织品、瓷器、陶器等大明贸易产品，却注定只属于同为新阶层的“手工工场主”。
所有的骨痛、头疼、汗水、精神痛苦、外伤、重复和压力，都是为了生产为“手工工场主”牟利的手工业商品。
在大明，“手工工场主”以此为代价变得富有，这个阶层创造的手工生产产品越多，为“手工工场主”生产的财富就越多。
然而对其本身来说，创造手工生产产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通常都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但这同样意味着，会给“手工工场主”带来享受和快乐。
其三，与自然和他人相异化。
在大明，由农民蜕变来的这个阶
点击读下一页,继续阅读 西湖遇雨 作品《开局诛十族，朱棣求我当国师》第244章 《哲学通信》